1950年11月，36军军长刘万春接到通知到北京参加会议，可是刚下车，就看到几名全副武装的警卫战士向刘万春走来，对刘万春说：你被捕了！
1949年9月19日，绥远起义通电发出。傅作义系统的绥远部队和平走向新的序列。刘万春当时担任第一一一军军长，在通电上签名位置靠前。
第一一一军在包头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六军，刘万春任首任军长，下辖第106师、第107师、第108师和骑兵旅。
改编后不久，1950年1月，刘万春还兼任绥远省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，这个安排对外很清楚：统战与整训并行。
1950年夏天，华北军区技术侦听部门在绥远方向捕捉到异常短波信号。信号呼号和加密方式带着明显的惯用格式痕迹，技术人员几次比对后，把信号源头圈定在第三十六军驻地附近。
与此同时，一条更具体的线索浮出水面：营长李玉浩经香港潜赴台湾，又从台湾带回蒋介石亲笔手令与委任状，并把密码本藏进刘万春办公室的夹层皮箱里。侦听记录、联络线路、物证线索开始互相咬合，像一张越收越紧的网。
更让专案组警惕的是人员伤亡。骑兵第四师政委彭志超等17名政工干部的遇害，被情报材料指向刘万春与鄂友三等人的密谋。
旧部武毓美被策反后提供了更细的内容，连“潜伏待机”的密电措辞也被写进报告。国民党遗留档案里又查到台湾密令副本，联络链条被补齐。
专案组把每一次李玉浩的线路、每一次短波出现的时段、每一次接头的可能地点，都标注在态势图上，证据越堆越厚。
回到1950年11月26日深夜。刘万春抵达北京前门火车站的那一刻，行动已经同步铺开。公安部长罗瑞卿指挥逮捕，北平公安、军区保卫部、第三十六军政治部同时行动。
逮捕消息严格保密，第三十六军次日早操照常进行，避免部队出现波动。刘万春被带走时没有见到任何“公开场面”，只有一连串登记、搜查、讯问。
夹层皮箱被打开，委任状、密码本、空白手令一件件摆在桌上，刘万春脸色变了又变，刘万春仍想找一句能顶住的话，却发现每一句都可能被下一份材料堵回来。
消息最终还是传到傅作义耳中。傅作义当时在中南海参加政协会议，连续写信表达意见。周恩来与傅作义谈话时强调一点：绥远起义整体功绩不会因个别人行为被否定，但案件必须依法查清。
聂荣臻审阅案卷时也很慎重：军法对通敌的尺度很严，政策又要顾及起义将领的影响。毛泽东的态度更明确，毛泽东批示“杀降不可，杀俘尤不可”，提醒办案要兼顾统战格局与纪律底线。
审理被放在北平军管会军法处，调查一拖就是多年。刘万春在押期间不断写申诉，字写得工整，理由却越来越绕。有人提醒刘万春，材料越多，越要讲清关键点；刘万春只回一句“刘万春没有想过走到这一步”，说完又沉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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